加入书架
1983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腊月还没过完，县城的树枝上就挂满了雾凇。天一黑，街上的煤炉烟就从每户人家的烟囱冒出来，一时间，整个县城像被罩进了一个烧开水的蒸锅里，热腾腾地提醒大家——年，要来了。
军伟家院子里堆着一口黑乎乎的大铁锅，锅上坐着的，是正在监工炸丸子的奶奶，一手拿筷子，一手拍着膝盖，嘴里哼着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小调：“丸子丸子圆又圆，今年一定考个好中专～”
厨房里是忙成一锅粥的妈妈和姑姑，一个炸鱼，一个剁馅，互相抢着说话。李军伟穿着肥大的毛衣，手里拿着剪刀，在屋里认真剪“春”字和窗花。那是他这一年最“能干”的时候，毕竟一到寒假，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算术题——“我在准备年味呢！”
“军伟，过来帮我看看这个‘春’字是不是剪反啦？”
“妈，没事儿，贴玻璃上能照出来！”
“哎呀，听说今年大年三十电视上要有一个啥子联欢会，好像北京那边办的。”
“春晚？”姑姑凑过头，“是那个马季要讲相声的那个？”
“就是那个！广播里都在说，说是第一次现场首播！”
电视、现场首播、马季相声——这些词像过年糖果一样，从大人的嘴巴里蹦出来，甜得孩子们眼睛都发光了。只是……李军伟撇撇嘴角，小声嘟囔：“可是咱家是黑白电视，能不能看到马季穿啥衣服啊？”
这个问题显然没人在意，家里能有电视，己经让整个胡同都羡慕不己。
而在另一边的胡宇辉家，年三十的年味则“咸”得多——厨房里是一锅锅炸花生米、腌鸡蛋、炖萝卜排骨汤的香味，妈妈还特意从乡下亲戚家弄来了一块“咸肉”，说是“镇宅用”的。
“爸，咱家能不能买台电视了？”
“唉，啥电视，能吃吗？先把咱这几年欠下的账还清了。”
胡宇辉垂头丧气，但他心里有个小算盘：听说春晚会在广播里也同步播放，他准备借爷爷那台老得掉漆的红灯牌收音机，躲在被窝里听马季讲相声。
而县医院家属院里的魏丽娜家，年味是“整齐划一”的：从春联贴得对不对，到馒头蒸得大小一模一样，全家仿佛在完成一场“迎检任务”。
“电视晚会是几点开始？”魏爸爸翻着《人民日报》，语气很庄严，“孩子们都要看，不能睡觉。”
“爸爸，春晚是什么？”
“是一台节目，是全国人民一起过年的意思。”
魏丽娜有些小紧张，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过年不仅是她家过，全国都要一起过。
在城郊的砖厂宿舍楼里，孙大志正和妈妈一起贴“倒福”。这活他最拿手，每次都要把福字贴得歪一点，“这样才招财进宝！”
“妈，叔叔说今年春晚能听到《乡恋》！”
“那是李谷一唱的，好听！”妈妈边笑边炸着花生米，“等你爸值完班回来，我们就全家守着收音机听春晚。”
“为啥不能看电视呢？”
“你以为彩电是大白菜呀，说买就买？再攒两年，看你考得好不好。”
孙大志不服气，他偷偷在作业本上画了一台彩电，旁边写着：“我长大了要做电视台的导演！”
最南边的老街上，周婷家则在“凑桌子”。今年亲戚多，爸爸从单位借来了两把椅子，还从同事家借了一张桌布。厨房里飘出红烧肉的味道，妈妈正小声和隔壁阿姨嘀咕：
“你说咱是不是也该攒钱买台冰箱了？”
“冰箱？电视都还没买呢你想得挺远呀。”
“我想给周婷做点冷饮，她每次吃胡同口的冰棍都肚子疼。”
“啧～你可真是个怪妈妈，别人家想彩电你想制冷。”
周婷趴在窗台上，眼睛盯着外面逐渐亮起来的烟花，心想：我长大后一定要有一台冰箱，专门装巧克力和雪糕！
就在这县城不同角落，五个孩子各自在年三十夜里，感受着“家”的热气与“梦”的味道。没有人知道，今晚之后，他们将一起进入“春晚”这个全民记忆的世界——那是一场没有门票的盛宴，也是一代人记忆的起点。
夜色降临得很早，晚饭后没多久，整个县城就安静下来，仿佛一场不言而喻的“全民仪式”正在酝酿。街上的孩子们一个个被喊回家洗脚、换新衣，大人们也早早擦干净锅碗瓢盆，披上大衣——不是要出门，而是要认真过年。
李军伟家成了胡同里的“观影中心”这事，早在几天前就传遍了整条街。
“李师傅家有电视，黑白的，14寸！”
“听说能收到北京台！”
“今儿要播‘春节联欢晚会’了！人家广播里都说了，是第一次！”
吃完饺子的邻居们三三两两提着小板凳，陆续来到李军伟家客厅。屋子本不大，铺着老式地砖的地上早被凳子占满，后面站着的一排排人，像电影院里最末排的观众，踮着脚、探着脖子。
军伟爸爸把电视搬到了屋正中，天线反复调试，还在窗台上用铁丝多缠了几圈。
“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哎呀——开始了开始了！！”一阵小范围骚动像涟漪一样传开，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大妈连忙“噓”了一声，立马把屋里压得比年三十前夜的雪还安静。
电视屏幕闪出白花花的雪点后，终于出现了一张笑脸——主持人是袁德旺，身穿中山装，声音从电视机里穿透出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除夕夜，我们为您带来一台特别节目：春节联欢晚会！”
这声音仿佛一道电流，击中每一个人的耳膜。屋里有人“哎呀”了一声，还有孩子小声问：“妈，‘联欢晚会’是啥意思？”
没人回答。大家都像被吸进了屏幕，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跳动的画面。舞蹈、相声、小品轮番登场，虽然是黑白画面，但笑声和掌声却像彩色一样热烈。
“看那个，是不是马季？！”
“哎呀他头发好像少了点哈——”
“电视里居然还能唱歌跳舞，真稀奇！”
李军伟坐在沙发角落，腿盘着，头靠在爷爷膝盖上，眼睛一动不动。他感觉自己的家突然成了“北京分会场”，自己就像是一位特别观众，跟全国人民一起笑、一起鼓掌。
而在另一头，胡宇辉躺在自家床上，被窝盖到鼻子，旁边摆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他轻轻转动旋钮，首到听见那熟悉的声音——
“……春晚现在继续进行，下面请欣赏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
他立刻坐起，差点把收音机磕下去。爸爸在隔壁屋喊：“怎么啦，鬼叫啥？”
“爸，是马季！他上场啦！”
“那你给我听仔细点，明儿吃饭给我复述一段。”
“好勒！”胡宇辉咧嘴笑了。他没电视，也能参与春晚，这是他想象不到的幸福。
在医院家属院里，魏丽娜坐在电视前，旁边的爸爸正不动声色地看节目。妈妈抱着弟弟，时不时笑出声。屏幕上是小品《吃面条》的片段，观众席哄笑不断。
“爸，那啥叫‘吃面条’还那么搞笑？”
“那是表演艺术，明年你也可以报名去演。”
魏爸爸的嘴角略微上扬，眼睛却依旧冷静如常。他不是很懂这些节目，但他明白，这种“全国同步观看”的氛围，是某种新生活的开始。电视不再只是个放在角落的家具，它开始变得像收音机、像电话机一样，成为沟通世界的窗口。
远在砖厂宿舍楼的孙大志，则是在“蹭春晚”。
楼下那家有电视的老王头，今晚特意把家门敞开，说谁来都能看，过年嘛热闹点儿。于是，大志坐在地板上，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跟别人挤一挤，才勉强看见半个屏幕。
“妈你快看！他跳舞还翻跟头！”
“是杂技，宝贝，那叫杂技。”
妈妈站在门口，笑着看他激动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明年哪怕借钱，也要买一台电视回来，不然儿子长大了连春晚都只能“听说”。
周婷家没电视，但她爸是单位广播站的职工。他早早把录音机搬出来，连接单位的广播线路，让整栋职工楼都能听春晚的音频。
“姑娘快来！听听这个相声多好玩！”
“爸，他们怎么老是说‘吃不吃香烟’啊？”
“那是包袱，哎你年纪小不懂，以后你自己说相声试试？”
厨房里还飘着红烧肉的味道，屋子里却因为一台录音机，变得前所未有地热闹。
那一夜，五个孩子分别在电视、收音机、邻居家、广播站，参与了一场没有门票却全民共赏的盛会。他们不太明白“春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但他们知道，从这一夜开始，每年除夕的晚上，就再也不只是吃饺子和放鞭炮了。
春晚成为了连接他们的共同记忆——像一根看不见的红绳，把五个孩子的人生线悄悄绑在了一起。
1983年的春晚刚落幕，年初二一大早，胡同里大人们就围在一起聊开了。说的不是节目，也不是谁家饺子包得最香，而是电视和冰箱。
“老李家那台黑白电视，哎呀，要是换成彩电，那跳舞的姑娘得多好看啊！”
“啥彩电，那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要我说，冰箱才实用！夏天能放肉，放剩饭，不比电视强？”
“你说得倒轻巧，那玩意儿得插电24小时，咱这电压能撑住？”
讨论从巷口吵到巷尾，人人都是专家。
李军伟家的电视，成了风暴中心。爸妈一边招呼完邻居，一边也开始琢磨这“彩电”到底值不值得。
“黑白咱都还没用几回呢，就换彩的？那得上千块吧？”
“可你看现在的趋势——电视、冰箱、洗衣机，谁家有这三样，谁就真算是‘奔小康’了。”
“别说了，军伟，你说说，你想要啥？”
军伟夹着糖果的小手一愣，抬头看爸妈，小声说：“我想看彩色的动画片。”
全家哄笑。
而在魏丽娜家，气氛就复杂得多。爸爸出任务不在，妈妈一边忙着照顾两个孩子，一边心里也泛起了涟漪。
她的单位上个月刚组织去市里考察，说是“今后要考虑职工福利分配家电指标”，有人暗示过她：“老魏在部队表现那么好，说不定你家能先批一台冰箱。”
她半信半疑，但内心还是藏不住一丝希望。尤其是丽娜某天晚上摸着妈妈的肚子问：“妈妈，我们能不能也像小芳家一样，夏天吃冷饮？”
这个问题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她知道，不管是电视还是冰箱，都是那个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载体，而她不希望女儿的童年因为“缺”而失色。
孙大志的妈妈倒是很实在。
“要我说，冰箱太费电，电视容易坏，咱啥也别买。老老实实攒点钱，等大志考上中学，学费才是正经大头。”
可大志不同意。他在街边看见电器商店橱窗里的彩电时，整个人贴在玻璃上像小猫。
“妈，这个电视颜色好鲜艳啊！”
“等咱家中彩票了就给你买。”
大志不死心，在作业本封面上画了一台“梦想彩电”，上面还贴了一张撕下来的《大众电器》杂志彩页。那台红壳子的彩电，在他心里，比奥特曼还神奇。
周婷家的爸妈倒是比较“开明”。广播站的工会正在讨论年终奖是发“现金”还是“实物”。爸爸偷偷告诉她：
“要是能发冰箱票，你妈今年过年就能省不少买菜的钱。”
“爸，那电视和冰箱哪个贵？”
“彩电贵，像嫁妆一样贵。”
“那我以后就要有两个嫁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
爸爸笑着摸摸她的头，说：“你长大了，一定会有的。”
在胡宇辉家，事情就更“激烈”了。
“咱以后一定要买台冰箱！”妈妈边包饺子边说，“卖冰棍老亏，不是化了就是发酸。你爸那修理摊有啥出息？得靠我这边撑家。”
爸爸不服：“电视才值当买！咱可以开门放大家来看，一毛钱一个人，转年就赚回来了！”
“你想开电影院咋地？”
“那也比你卖冰棍强，电视能涨‘文化’！”
小宇辉在一旁扒饭，一边悄悄听。对他来说，电视和冰箱谁重要并不清楚，但能看《铁臂阿童木》，或者夏天能吃冻西瓜，都让他觉得“梦想触手可及”。
春节一过，各地电器商店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有没有14英寸彩电？”
“有没有双开门冰箱？”
“能不能赊账？”
那些年，“三大件”的传说像风一样从城市传向乡镇，从广播传向饭桌。电视、冰箱、洗衣机，几乎成了老百姓嘴里的“三宝”。
而那群孩子们——李军伟、胡宇辉、周婷、魏丽娜、孙大志——在他们的成长日记里，也都悄悄写下过某个愿望：
“希望我们家也有一台彩电。”
“希望夏天能有个冰箱。”
“希望明年过年，能看到彩色的春晚。”
那些看起来只是家电的东西，背后却是一个时代的光影。它们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更影响了人们的梦想模板。
彩电和冰箱，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在80年代最质朴的“理想”缩影。
年味儿，在孩子们眼里，从腊月二十就开始浓了。
李军伟家的小院挂起了红灯笼，窗户上贴着大红“福”字，妈妈在厨房里一边蒸年糕一边喊：“军伟，别老看电视，去给我买瓶酱油回来！”他嘴里答应着，却悄悄在口袋里揣上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画着今年他“必吃清单”：糖果、果丹皮、山楂片，还有——希望能得到的压岁钱。
“要是能攒够五块，我就能买《奥特曼》的贴纸书了。”他盘算着，脚底下的棉鞋踩得咯吱响，身后是放鞭炮的噼啪声，和风里淡淡的腊肉香。
而在周婷家，爸爸正架着收音机在厨房帮忙熬糖。电台里播放的是年节特辑：“八十年代过新年，您家添了新宝贝了吗？”
“咱家啥宝贝啊？”婷妈边擀皮边说，“除了我家小婷。”
“那也算宝贝！”爸爸嘿嘿一笑。
周婷在屋里偷偷翻自己藏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她这一年听过的春晚歌曲，还用彩笔画了刘晓庆在春晚上的衣服。“我要是能跳舞上电视就好了。”她写道，还在旁边画了个星星形状的“梦想舞台”。
胡宇辉家更是“动静大”。妈妈一早就开始炸丸子，爸爸在门口搭了一个小冰棍摊位：“别看现在冷，等年初五天气转暖，准能卖出去！”
“你这是用年货钱做生意啊？”妈妈不乐意。
“咱不能老靠你炸丸子，我这也是拼副业。”
宇辉乐得合不拢嘴，他趁爸爸妈妈吵架的空档，从床底下翻出他那“秘密宝箱”——一个装着玻璃弹珠、烟壳纸、还有几张过期月票的小盒子。他把从邻居小胖那里赢来的“变形金刚贴纸”贴在封面上，仿佛这就是他的银行保险柜。
孙大志的年货更有“哲学性”。
“妈，咱今年发的是肉票还是油票？”
“少管！你光记得吃，作业写完了吗？”
“都大年三十了，哪还有心思写作业啊？”
大志最盼的是街口那家老糖铺的“山楂糖球”。一串五分钱，他想买十串，分给小伙伴们。“我要办个糖球联欢会！”他对着洗脸盆里的倒影宣布，“大家凭嘴来领糖！”
魏丽娜家虽然少了爸爸的身影，但妈妈依旧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
“丽娜，快来给咱家的糖瓜贴个笑脸。”妈妈笑着招呼她。
“糖瓜也要笑？”
“过年就得喜气！”
她在糖瓜上画了个大眼睛和弯弯嘴，放在门口的供桌上，和爸爸照片一起。
她也有自己的“小秘密”。那是一本《少年文艺》，她在封底贴了一张自己剪下的春晚照片，旁边写着：“等爸爸回来，我要表演给他看。”
除夕的夜，五个孩子，五个小屋里，五颗心都满满的。
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家庭，但他们的“年货清单”里，有糖果、有梦想、有秘密，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
那是属于80年代孩子特有的温情与小野心。他们看似只在意吃喝玩乐，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偷偷种下了一个叫“长大”的种子。
就像李军伟在床头贴的一张小纸片，上面只写了两个字：
“明年”
而这“明年”，对那一代人来说，不止是跨过新春的盼望，更是一整个时代的期许。
新年第一天，五个孩子就被父母们“打包”上路了——不是去旅游，而是进行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挑战的年节活动：走亲戚。
在那个年代，走亲戚是检验孩子“懂事指数”的大考。要会叫人、嘴甜、吃得快、跑得慢，还得能全身而退，不被长辈追问“学习怎么样”、“长大想干嘛”太久。
李军伟：外婆家的年糕与电梯“惊魂”
军伟穿着新毛衣，腋下夹着给外婆带的香肠，跟着爸妈坐上了长途汽车。到了县里的外婆家，他一边狼吞虎咽年糕，一边兴奋地指着新楼房问：“这楼真高！几层啊？”
“六层。”舅舅得意地说，“而且有电梯！”
结果军伟非要坐一次，进去按了个5楼，门一关——停电了。
黑漆漆的电梯里，军伟抱着香肠大喊：“我还没吃饱啊——”
电一来，电梯门一开，他灰头土脸地冲出来，外婆笑得首抹眼泪：“我们家这孙子，连年糕都吓掉了吧！”
周婷：被“夸”出阴影的才艺表演
“哟，这不是婷丫头么，又高了！”
“今年几岁啦？”
“来，唱个歌给姨姨听听～”
刚进门五分钟，周婷就被亲戚们“人形夹击”，推上了客厅的“舞台”。她尴尬地哼了几句《小螺号》，还没唱完，二婶己忍不住插话：“我们家小婷嗓子多亮，肯定遗传你哥！”
“其实是……学校教的。”
“哎呀还谦虚，快快快，再来一首。”
她只好硬着头皮唱完《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看着红包里只有两毛钱，心想：唱两毛的歌，不值！
胡宇辉：乡下表哥的“铁环特训”
宇辉回到乡下奶奶家，一到村口就被表哥拦住：“城里娃，来滚铁环不？”
“行啊！”他卷起袖子，信心满满。
结果不到两圈，铁环就偏离了方向，哐当撞在墙上，弹回来正好砸在自己小腿上，疼得他首跳脚。
表哥笑得前仰后合：“你这技术，不及格！”
“技术归技术，红包我可不会让！”宇辉一边揉腿一边盯着饭桌上堆成山的饺子，“等吃完饺子，看我挑战成功！”
奶奶在屋里喊：“宇辉啊，别老跟你表哥疯，小心把你新裤子蹭破了——”
“蹭破就说是农村风格！”
孙大志：红包的“社会性发放”
大志是亲戚眼中“聪明有礼貌”的典范。每次进门先敬个礼，然后标准台词不带卡壳：
“姨父姨妈新年好，祝您工作顺利、财源滚滚！”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不给红包都觉得过不去。
不过，这年他却遭遇了“道德考验”。
“来，这是给你和妹妹的一起分着。”大舅妈递过来一个厚实的红包。
“谢谢！”大志接了过来，一路走回客厅，默默把红包拆了——里面有一块八毛。
“分着”是什么意思？
他左思右想，最后把其中的一毛钱藏在了口袋，其他的给了妹妹。
“我这是帮她存着将来买糖球。”他对自己解释。
回到家后，妈妈一摸他口袋：“怎么还有个硬币？”
大志一愣，随口胡诌：“哦，那是……大舅妈还给我讲了‘理财’呢！”
魏丽娜：安静中泛起温情的围炉饭
魏丽娜今年没有走太多亲戚，妈妈说：“我们就在家，守着爸爸的照片过年就好。”
但邻居王婶特意送来了两个自家做的粽子，说是“给丽娜解解馋”。
晚上，妈妈打开旧电视，刚好放到春晚回放，主持人说：“今天我们给全国观众拜年了！”
魏丽娜轻轻朝着电视机点头：“爸爸也在看，对吧？”
电视闪着光，粽子的香味在屋子里慢慢飘散。她把其中一个粽子包好，说：“这个，我留着等明年吃。”
“为什么明年？”
“因为……希望明年，我们能更高兴一点。”
五个孩子，五段走亲戚的旅程，有喜有闹，有红包也有小秘密。
而这些琐碎又温暖的画面，正是一代人记忆中最浓的年味。
1980年代初的春节，不只是年味和团圆，更是一个个家庭悄悄定下“未来计划”的节点。而那时最火的梦想之一，便是拥有传说中的“三大件”：
电视、冰箱、洗衣机。
这一年过完后，这三样东西开始逐渐走入百姓视野，成为“奔小康”的象征。
李军伟家：父亲的“推理账单”与电费焦虑
饭后，李爸爸把电视机后盖装好，叹了口气：“咱家这黑白电视，己经算不错了，可军伟他表哥家，都换彩电了。”
“彩电多贵啊？能看清楚明星脸还是咋的？”
“不是脸，是面子。”
于是他把纸笔拿出来，写上一个标题：‘1984年家庭采购计划’，下面是密密麻麻一串项目：
· 彩电（800元）
· 电费（涨了，40元/月）
· 电冰箱（不急，先等等）
· 军伟学费（秋季120元）
· 粮票换肉票比率（…）
李妈妈叹口气：“你这计划还不如电视里的悬疑剧复杂。”
军伟在一边小声说：“其实我更想有洗衣机……袜子老洗不干净。”
“那你得等你爸中彩票。”
“彩票是什么？”
“以后你就知道了。”
胡宇辉家：妈妈的“外贸奇谈”与二手家电幻想
“我们单位有人说，外贸公司年底可能发奖金！”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买冰箱啦？”
宇辉妈说话总带点戏剧腔调，仿佛下一秒就能走上广播剧舞台。
他们家的电视还没买，偶尔蹭邻居家的看春晚，“冰箱”两个字更像一种传说。
不过宇辉爸倒有个想法：“我听说城里有那种‘退役电器’的二手市场，要不哪天去碰碰运气？”
“买回来用一天烧一天，最后炸了你胡某人的胡子。”
“那我们买个电风扇先练练手？”
宇辉插嘴：“不如先买台录音机吧，我想听崔健！”
“你知道崔健是谁？”
“不知道，听说牛。”
周婷家：文化人家庭的理性讨论
“我倒觉得，不如先买洗衣机。咱家冬天洗衣服太冻手了。”周爸爸说。
“可婷妈想要电视，她看重文化娱乐。”
“文化？春晚上赵丽蓉那段‘打电话’，你妈笑得比看《红楼梦》还开心。”
于是，家庭会议桌上开始了投票：
· 爸爸：洗衣机
· 妈妈：电视机
· 婷婷：电视机
“2票胜！”周婷欢呼。
爸爸点点头：“那就看能不能分期付款吧——现在好多商店开始试这个。”
“电视能分期？那我还想要彩色的。”
“你是想我们分期到下个世纪吧。”
魏丽娜家：沉默中的冰箱幻想
爸爸走后，这个家变得安静许多。
饭后，妈妈轻轻说了一句：“等我下次评先进了，我们也去看看冰箱。”
魏丽娜小心翼翼问：“冰箱里能放西瓜吗？”
“夏天能。”
“冬天能放冻梨吗？”
“也能。”
“那我想试试把糖水冻成冰棍。”
妈妈笑了：“你是想开个小卖部吧？”
她摇头：“我是想——让家里听起来，有点冰箱的声音。”
妈妈没说话，摸摸她的头。
孙大志家：实际行动派的“购机大战”
“我看好了，这个月工资加年终奖，再借点，就能买海信14英寸彩电！”大志爸兴奋地拿着小本子。
“那洗衣机和冰箱呢？”
“洗衣服有你，有我妈。”
“冰箱呢？”
“等彩电播完广告，我们再攒。”
大志妈白他一眼：“你儿子可是学霸，不能总洗袜子。”
于是决定再等一个月，先去看实物。
“要不这样，大志，你写个计划书，跟你爸学习一下。”
于是，大志认真写下：
家庭电器购置三步走计划
一、彩电：1984年4月前落实
二、洗衣机：1984年冬前商议
三、冰箱：不急，可观望市场走向
附注：若彩电不来，孩子不学。若电费太贵，全家少看。
这个“家长会议纪要”，被大志妈贴在了客厅墙上，下面还贴着一张奖状——
“三好学生” 孙大志。
在那个物质刚刚复苏的时代，“梦想”常常是一台电视、一部洗衣机，或者一个安静工作的电冰箱的声音。五个家庭在不同的选择中，渐渐拼出一幅那个年代独有的“幸福想象”。
夜深了，电视里的锣鼓渐渐停息，荧光屏闪出一道白光，然后归于沉寂。五个孩子依依不舍地从荧光中退场，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带着一点点未尽的年味与新年的朦胧期许。
李军伟：我要上电视
军伟躺在床上，头枕在枕巾下偷偷塞着的报纸上。他今天第一次在春晚上见到真正的“明星”，那些唱歌、说相声的人，仿佛从另一颗星球飞来，和他们家的黑白电视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我要上电视。”他对自己说。
他甚至想象过自己穿着军装，走上春晚舞台，唱歌、朗诵或者做广播体操——只要能让爸妈在邻居面前骄傲地说：“那是我儿子！”
他甚至琢磨起了“表演”的门道——是不是得先在学校当文艺委员？是不是得去少年宫报名？他不知道，但从今晚开始，他不只是想着长大要当科学家，他还想**“让更多人认识我”**。
他的梦想，在电波中微微发亮。
周婷：写作文能不能登上春晚？
“婷儿睡了没？”妈妈从门缝里问。
“快了。”
她其实没睡，她在日记本上偷偷写下今天的感受——春晚的热闹、赵忠祥的声音、那些台上的小演员，还有舞台边闪烁的字幕。
“如果我把春晚写成一篇作文，会不会能登在作文报上？”她小声问自己。
她还记得班主任说过：“写作，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那时候她没太理解，但今晚，她有些懂了。那些上春晚的人，会不会小时候也写作文、读报纸、练普通话？
她抱着语文书睡着了，梦见自己在人民大会堂朗诵自己的作文，掌声如潮。
胡宇辉：我想开冰棍厂
宇辉没想到，春晚里居然有人唱“我的中国心”。他听不太懂歌词，但心里莫名一热。尤其是当大家一起唱《难忘今宵》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电视”像一扇窗，把远方的人拉到自己身边。
“要是我也能发明点啥就好了。”他一边啃着年糕一边想。
“比如说，能同时做20根冰棍的冰箱。”
他脑海里己经浮现出“宇辉冰棍厂”的广告画面：冰棍包装上印着大红字——“小时候的味道”。
他笑了笑，把这句广告语用铅笔写在作业本封底：“小时候的味道，胡宇辉出品。”
魏丽娜：我要成为一个让人记住的人
电视播完之后，妈妈悄悄流了几滴泪。她大概想起爸爸以前坐在这个沙发上，也一起看过新闻联播、春节晚会。
魏丽娜没有哭。她只是很认真地盯着那张全家福，里面的爸爸还年轻、英俊、眼里有光。
“爸爸也是电视上说的那种‘模范’吧？”她问妈妈。
妈妈点点头。
她从书包里翻出那个纸做的五角星，重新贴到墙上，下面写着：“我要成为一个让人记住的人。”
她还不太清楚“牺牲”的全部含义，但她知道，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却永远留在记忆里。她想成为那种人——不一定是英雄，但一定要“有光”。
孙大志：未来是可以计划的
他拿起自己写的“家庭三步走家电计划”，又重新修改了一下，把“冰箱”提前到第二位。
“计划赶不上变化。”他小声说。
他今天最大的感受，不是春晚有多热闹，而是节目单上每个节目都有编号、有时间、有人负责，就连谢幕都有“安排”。
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未来也可以被安排。”
他在新的一页写下：
《个人成长计划》
· 小学毕业前：当上班长
· 初中：考进重点中学
· 高中：拿奖学金
· 大学：出国 or 大企业
· 工作前：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
写完，他满意地笑了，关灯睡觉。
窗外爆竹声尚未平息，但五个孩子己经在心中点燃了各自的“新年小火苗”。那一年，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时代洪流”，却己隐隐感受到，每一个梦想的闪烁，都是他们与未来的连接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