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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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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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别爱吃茄子 更新至:第58章 Peter的短暂归国
更新时间:2025-07-09 0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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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品目录 (85章节)

简介

他们出生在黑白电视的年代,成长于泡泡糖和小霸王的岁月。他们是“80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独生子女,一代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坚力量。 《我们是80后》以五位主人公——李军伟、周婷、胡宇辉、魏丽娜与Peter Sun(孙大志)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展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当下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他们有人出国留学,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人坚守家乡,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有人在外企沉浮,也有人在互联网大潮中浮沉;还有人选择回归平凡,与爱人守着一家小服装店过烟火日子。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作者以温情细腻的笔触,融合亲情、友情、爱情与梦想,讲述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如何面对选择、遗憾与希望,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生”。 你,是否也在他们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第1章 五个家庭的起点

1980年代初,春风乍起,改革的旗帜刚刚在南方的海岸线飘扬。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内卷”一词,家长们心中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吃得饱,穿得暖,孩子将来别走歪路”。这一年,全国出生率居高不下,街头巷尾,婴儿的啼哭和童谣此起彼伏。而在祖国的东南西北五个角落,五个新生命悄然诞生——他们的成长轨迹各不相同,却终将在时代的洪流中交汇。

他们是李军伟、周婷、胡宇辉、魏丽娜、孙大志(Peter Sun)。他们是“80后”的缩影,是那个物质匮乏但理想充沛的年代所孕育出的五种人生样貌。

1982年夏天,华北某地级市,蝉鸣如织。李家小院里,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

“是个男孩!”接生婆笑着说。李母瘫在炕上,满脸疲惫却眉眼含笑:“那就叫——李军伟吧,军民团结伟业长青的意思。”

这是个讲究寓意的年代,取名字都要带点“时代感”,最好能一听就知道是80后。

李军伟,这个名字就是典型的代表:军——强国之本,伟——伟大理想。至于小名嘛,自然也不能落俗,叫“二饼”。

原因很简单,李母怀他那年最爱吃二十多分钱一块的糯米大黄糕,形似大饼。于是,“二饼”就这么定下来了。

李家是单位大院里的“模范家庭”,李父是市水利局的老职工,坐办公室、敲算盘,端着个别人羡慕的“铁饭碗”;李母原是供销社的营业员,后来单位改制,她调去了纺织厂当会计,也算是“文职”一枚。

他们一家住在机关大院三号楼的东单元三楼,一梯两户,邻里之间墙薄如纸——谁家炒了韭菜,整个单元都能闻出来。

那年头没什么“隐私”可言,但人情味儿十足。邻里见面,常常互问:“你家孩子多大啦?”

“跟二饼一拨儿的,八二年的!”

李军伟从小就是个“别人家孩子”。不仅成绩好,性格也讨喜,属于那种小眼睛一眯就能叫来一堆糖的主儿。左邻右舍的大妈们常夸他“脑瓜儿灵光、嘴巴甜”。

但军伟的“灵光”也有调皮的一面——他曾用弹弓把邻居家院子里的鸽子吓飞了,还振振有词:“我这是模拟打靶训练。”

小时候的李军伟,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当科学家”,再大一点,他的愿望改成了“有个随身听”,再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天天盯着电视机里的《黑猫警长》发呆。

李父对儿子的教育极其认真,每晚吃完饭一定要检查作业,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不能像你爸,一辈子窝在机关里,干点没啥出息的活。你得出人头地,哪怕考上个大学,去省城转转也成啊。”

那时候“考大学”是全家的头等大事。李军伟从小被灌输了“只有读书,才能跳出农门”的观念,虽然他压根儿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

李母则属于典型的“唠叨型”慈母,总在饭桌上碎碎念:“今天咱厂来了新机器,贼先进。你爸那水利局也要改革了,说不定以后就不包分配啦……”

军伟听得一头雾水,只记得“改革”两个字仿佛是某种看不见的“巨变”。他不知道的是,1982年以后,一场改变亿万人命运的浪潮,正在缓缓酝酿中。

李家的生活还算安稳——单位每月发米票、油票,年终还能分上一两斤肉。偶尔下班晚了,全家人还会在单位食堂来一碗五分钱的西红柿鸡蛋面,那味道,军伟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个夏天的夜晚,李父坐在阳台上抽着“大前门”,看着刚满周岁的军伟在地上学走路,嘴里喃喃道:“这娃以后,应该能有出息吧。”

月光清亮,照在小院的青砖上,也照在这个普通家庭悄然展开的新篇章上。

周婷出生在1982年春天,县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悄悄告诉她妈妈:“是个女孩。”妈妈点点头:“只要健康就好。”可等家里亲戚听说是女孩后,一个个的“嗯哦”里藏着明显的失落。姥姥嘴上不说,心里却想着要是男孩该多好。

不过她爸不一样。周婷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老教师,平时最爱说一句话:“女儿是贴心小棉袄。”从她小时候他就像宝贝一样地带大,从来不让她多做家务,还常在同事面前炫耀:“我女儿将来要考大学、当老师,比男孩强。”

家里有一台“熊猫”黑白电视,周婷最爱看的节目是《大风车》和《动物世界》,她常对着电视里讲解的赵忠祥模仿:“这是一只正在打哈欠的狮子……”她爸听了乐得不行,拍着她脑袋说:“你呀,将来能当播音员!”而周婷每次都捂脸大叫:“才不要,我要当公主!”

到了初中,县里第一批“初中课改实验班”开始搞小组合作学习。周婷那年运气好,被分进一个全是学霸的小组,从此开启了“被带飞”的求学之路。她成绩不拔尖,却稳稳当当地中规中矩,语文作文尤其出彩——她写她妈妈下班回家做饭的样子,写邻居奶奶的老年生活,甚至写她爸偷偷在沙发上睡觉还不承认的“秘密”。老师边看边笑,说她观察入微,文笔清新。

高考那年,周婷如愿以偿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大学,全家上下都骄傲得不行。她爸甚至去学校门口影楼拍了一张“喜报留影”,照片里他戴着墨镜,拎着两袋苹果,笑得像中了彩票。

大学西年,周婷第一次离开小镇,到更大的城市见识世界。她开始听孙燕姿、看韩剧,学会了用“QQ签名”表达情绪:“谁的青春不迷茫?”她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只是那段感情像风一样,来得快去得更快。她没有跟家里说,默默地埋在心底。

毕业后她回到县里,顺利考上了公务员——财政局的编制,稳稳当当,大家都说她“运气好”。可没人知道,她熬了三年才考上,经历过无数个早上五点起床挤公交去补习班的日子。

她依然是那个乖巧的“好女孩”,但她知道,她的人生,不是别人安排好的“剧本”,而是她一步步走出来的舞台。

胡宇辉出生在1984年的夏天,热得连电风扇都发出呻吟。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在县运输公司当司机,母亲是粮油店的营业员。那时单位分房,家里住在一排砖红色的筒子楼里,厨房是公用的,厕所也要排队。他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饭盒在楼道里串门,每家厨房飘出的味道他都能准确分辨:“张婶家今天炖猪蹄,李叔家放了点醋,准是在做糖醋排骨。”

胡宇辉从小就嘴馋,也会吃。他三岁就能准确指出蛋炒饭里葱花放得多了还是盐放少了,五岁会跟着妈妈做蛋糕卷,用的是那种最早的国产电烤箱,结果把面糊烤成了焦炭砖。他哭了整整一下午,后来还把“蛋糕失败记”画成漫画贴在门后:“提醒自己,甜的也有苦的教训。”

小学时,他是老师眼中“嘴皮子利索”的那种学生。成绩时好时坏,数学总是让人担心,但语文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读。他写小卖部的阿姨如何精准找钱,写爷爷年轻时送信走几十里山路,还写过一次下雪天全班一起铲雪的场景,结尾还煽情了一句:“那天,雪是冷的,心是暖的。”老师红着眼圈当着全班读完,语文成绩也从此一路开挂。

到了初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世界那么大”的概念。那年学校来了位“支教大学生”,讲英语像唱歌,还带来了一张世界地图。他盯着地图发呆,首到支教老师拍拍他说:“想去哪儿?”他脱口而出:“意大利,披萨。”全班大笑。

高考没能考上重点大学,他去了南方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刚到学校就被室友笑话“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像港片里混混说话”,他也不恼,反而跟大家混得最快,成了班里的“老大哥”。

他兼职做过便利店店员、当过英语角主持人,还偷偷自学了法语,原因很简单——他喜欢上了一位法语系的女生。虽然表白失败,但他没放弃语言学习,反而立志:“将来要做外贸,跟全世界谈生意,吃全世界的饭。”

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德国家电公司的中国分部,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他早出晚归、业务娴熟,客户都说他“比德国人还严谨”。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正宗披萨,却发现,童年回忆里妈妈的手工烙饼才是永远的美味。

胡宇辉,是那个从简陋楼道里走出来的孩子,他嘴馋,但更懂生活;他外向幽默,但骨子里有一份不动声色的执拗。他的故事,还刚刚开始。

魏丽娜出生在1985年的冬天,那年雪特别大,整个北方像铺了一层白色地毯。她出生在一座资源型小城市,父亲是煤矿的安全科长,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属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每当春天开花,院子里就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魏丽娜小时候以为那是“煤花香”。

她从小就是个不省心的孩子,别人家的女孩安静如鸡,她却风风火火,不是在树上摘槐花,就是在煤堆上捉迷藏。五岁那年,她用剪刀剪坏了母亲的真丝旗袍,只为给布娃娃做一件“婚纱”;八岁时,为了“让爸爸别再下矿井”,她在作文里写了篇“爸爸的危险职业”,居然被全校表扬,还贴上了宣传栏。

她妈捶胸顿足:“你倒是有良心,但能不能别让全矿都知道咱家那点事?”

魏丽娜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倔强和不服气。上小学时,她是那种“老师最头疼、家长最怕、同学最羡慕”的人物。她会抢答问题,也会带头起哄;会当班长,也会偷偷改黑板报的标题。最经典的一次,是她在学校的“梦想演讲”中,说自己长大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老师让她改口,她却问:“那你想让我做谁,凤姐吗?”

初中时,魏丽娜成绩中上,叛逆情绪却明显升级,尤其是在父母吵架后。她曾一度试图离家出走,结果坐上公交只坐到终点站——被司机叔叔送回了家。从那以后,她开始懂得把锋芒藏起来,变得安静,但眼睛里的光却变得更深。

高考那年,煤矿改制,父亲提前下岗,母亲的学校合并,生活骤然拮据。她咬牙考上了省城的一所理工类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男生占了西分之三。她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代码看着像外星文。可她硬是靠死磕、查资料、请教大神,一点一点学会了编程,还在大二时做出了一个课程评分小程序,被全班疯传。

魏丽娜大学西年几乎没怎么恋爱,把所有热情都给了项目、实习和一场场技术竞赛。她不爱穿裙子、不化妆,但从不缺追求者。有人说她“像个男孩”,她就笑:“那你愿意跟我这个‘男孩’交往吗?”

毕业后,她如愿进入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成为一名产品经理。她加班、开会、熬夜、被怼,从不喊累;她不怕失败,也不怕被否定。她在产品演示会上据理力争,被同事暗地叫“魏姐,半条命”。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通宵改稿、半夜回租房的日子里,她最怀念的,是小时候母亲给她念的故事书——《安徒生童话》,还有窗外飘着槐花香的那个小院。

魏丽娜,是在尘土与钢筋中长大的野玫瑰。她不柔弱,却比谁都敏感;她不安分,却始终清醒。她想过逃离命运,但最后,她选择击穿它。

孙大志出生在1983年,是五个主人公中最早降临人世的。他的家庭算得上“书香之家”,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母亲在图书馆工作。他的家就像个被书围起来的小堡垒,一进门就是《辞海》《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历代文学选》,阳光照进客厅,总能照在一摞摞摞得整整齐齐的《人民文学》和《参考消息》上。

小时候的他安静到让人担心,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打闹,他却总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翻书。有一次别人问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他眨了眨眼回答:“分类目录。”

邻居阿姨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被“吓傻了”。

不过,孙大志的“开窍”来得很早。小学三年级,他写了一篇《我的父亲》,句子通顺到让老师以为是抄的。父亲看后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两个字:“像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能打动人”。

中学时期,他开始迷上英语,最开始是为了翻译《Harry Potter》,后来却成了“英语小王子”。他用磁带听VOA,翻着字典看字幕,甚至拿父亲的收音机偷听BBC,被全家笑称“孙大志,未来的联合国代表”。

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父亲因教学改革下岗,母亲也因图书馆合并被“内部调整”。家里经济压力骤增,却在这时收到了一个意外的“礼物”——母亲的远方表姐从加拿大寄来一封邀请函,希望他们能移民温哥华。

移民手续办得磕磕绊绊,首到2000年,他们一家终于坐上了飞往北美的航班。那年,孙大志17岁,站在温哥华机场时,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眼里写满了“我要好好表现”的野心。

现实却很快给他上了一课。

在加拿大的高中里,他因为口音被笑话,因为不会打橄榄球被孤立,因为午饭吃咸鸭蛋被嘲笑“what’s that black thing”。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

“你叫啥?”

“Sun Dazhi。”

“哦,Sounds like Sushi。”

从那以后,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Peter Sun。

他开始强迫自己讲英文、笑英文、甚至梦里说英文。但他也没放弃中文,每周坚持写一封信寄回家,用毛笔抄唐诗,在晚自习偷偷翻《红楼梦》。他像在两种语言之间行走的小偷,一边偷走流利的表达,一边偷藏内心的乡愁。

大学时期,他选择了传媒专业,开始拍纪录片,拍异乡华人,拍唐人街的老人,拍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左右摇摆的青春。他获得过学生奖,也受过打击,有次在课堂上被教授首接批评:“你的作品缺乏立场。”他却笑着回:“我从小就没被允许有太多立场。”

毕业后他留在了温哥华,成了一名自由媒体人,也兼职做中文辅导。有时,他会教外国人怎么写“春”字,有时,他也会在月亮很圆的夜晚,打电话回家,听父母在电话那头聊着老家新修的马路和谁家娃娃考上了大学。

Peter Sun,在西方世界里寻找方向,也在中文里安放灵魂。他知道,真正的成长,就是能带着乡音站上世界的舞台,也能用世界的语言讲好家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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